萨勒姆审巫案始末The Salem Witch Tri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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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勒姆审巫案始末

2025-07-05　Denvers

本次分享讲讲述17世纪马萨诸塞殖民地最具有争议的猎巫运动，萨勒姆审巫案的前后经历。

将分享以下问题：

猎巫运动的宗教背景是什么？

美国早期殖民地的开发形式是什么？

萨勒姆审巫案的司法背景是什么？

萨勒姆审巫案为后世的文学、艺术创作带来哪些灵感？你是否听说过洛夫克拉夫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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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勒姆女巫审判：历史、宗教与群体性恐慌——第一百三十六期分享的总结

2025-10-17　Sewall

塞勒姆女巫审判是美国历史上最著名的宗教迫害事件之一。要理解这场悲剧,需要从三个方面入手:宗教背景、历史背景,以及事件本身的经过。

宗教背景:从基督教到清教徒

基督教从诞生之初就经历了无数次分裂。最早期,基督教、犹太教和伊斯兰教都源自同一个传统,遵循亚伯拉罕的教义,都从旧约演化而来。基督教在耶稣之后逐渐发展,并在中世纪分裂为天主教(公教)和东正教(正教)。除此之外,还有许多被视为异端的教派,如阿里乌斯派、聂斯脱里派等,他们对耶稣的神性和人性有不同理解。

十五至十六世纪的宗教改革彻底改变了欧洲的宗教格局。新教(抗议宗)应运而生,主要抗议天主教的各种问题。德国北部信奉马丁·路德的路德宗,而西欧地区如瑞士、荷兰则发展出加尔文宗。加尔文宗有强烈的精英主义倾向,其核心教义是"拣选说"——认为上帝早已选定了谁能进天堂,而信徒通过勤奋工作来证明自己是被选中的人,从而实现上帝的荣耀。

英国的宗教改革则更加复杂。亨利八世为了政治和个人原因创立了圣公会,没收了大量天主教地产。但许多人认为圣公会过于官方化,受政府控制太深,不够虔诚。这些人转而信奉加尔文宗,被称为"清教徒"(Puritans),因为他们追求更纯粹、更虔诚的信仰。

历史背景:新英格兰的建立

根据美国的建国神话,1620年五月花号载着清教徒为躲避英国迫害来到北美,建立了普利茅斯殖民地。这个殖民地后来与其他几个殖民地合并,形成了马萨诸塞湾省,最终成为今天的马萨诸塞州。

马萨诸塞湾殖民地的前身是马萨诸塞公司,这是英国国王特许成立的商业公司,采用自负盈亏的模式。这种模式给予殖民地相当大的自由度,也促进了殖民地的发展。东印度公司就是这类特许公司的著名例子。

1688年英国爆发光荣革命,对殖民地产生了重大影响。原本几个殖民地准备合并成新英格兰自治领,但因为英国国内政局动荡,最终只进行了小规模合并,形成了马萨诸塞湾省。

约翰·温斯洛普在马萨诸塞殖民地的建立过程中起了关键作用。他变卖了在英国的所有财产,全部投入马萨诸塞公司,后来担任了44年总督。他狂热地践行清教徒理念,将殖民地建设成"山巅之城"——这个圣经典故暗示他们是上帝拣选的人,要建立一个光明的国度。温斯洛普逐渐将公司转变为具有较强自治性的殖民地政府,建立了类似议会的两院制结构。

然而,美国建国神话并非全部真实。实际上,五月花号的清教徒并非最早的殖民者,更早的罗阿诺克殖民地因为神秘消失而失败。而且,大多数移民并非为追求自由而来,而是作为契约劳工——他们需要工作七年才能获得自由身份。还有大量人口是通过虚假宣传、拐骗甚至奴隶贸易来到新大陆的,其中包括许多爱尔兰人。这些真实情况远比建国神话复杂和残酷。

塞勒姆女巫审判的发生

到了1692年,马萨诸塞殖民地已经相对成熟,有了法律和司法体系。但由于宗教信仰深深影响着社会,许多法律判决仍依据圣经进行,对违反宗教戒律的行为处罚极为严厉。在教堂礼拜时打瞌睡都可能被驱逐出殖民地,更严重的甚至会被处死。

1647年,第一个被认定为女巫的人出现了——接生婆玛格丽特·琼斯。接生婆在当时是不光彩且危险的职业,因为婴儿死亡率很高,人们常怀疑她们使用巫术。根据温斯洛普的记录,人们指控玛格丽特·琼斯接触过的人会耳聋呕吐,她开的药有严重副作用。最终她被处死。当时有个12岁的孩子约翰·黑尔目睹了这一幕,从此对猎巫活动产生浓厚兴趣,后来成为牧师,在塞勒姆女巫审判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塞勒姆村(今天的丹弗斯镇)与塞勒姆镇关系紧张。塞勒姆村的人以爱争执闻名,他们一直希望与塞勒姆镇平起平坐。双方曾因聘用牧师的问题产生矛盾——塞勒姆镇不同意给塞勒姆村单独聘用牧师,塞勒姆村坚持要有自己的牧师。最终塞勒姆村自行招募牧师,到审判发生时已经换了四任,第四任牧师叫塞缪尔·帕里斯。

1692年初,帕里斯牧师9岁的女儿贝蒂和11岁的侄女阿比盖尔·威廉姆斯突然出现奇怪症状:在房间里乱走、大喊大叫、浑身抽搐。当地医生威廉·格里格斯检查后认为这不是普通疾病,而是被女巫陷害了。人们使用当时流行的"尿液蛋糕"测试——用孩子的尿做蛋糕给狗吃,据说狗能找到女巫。

随后,格里格斯的外甥女伊丽莎白·胡巴德和普特南家的女孩安·普特南也出现了类似症状。人们开始寻找嫌疑人,最先被指控的是三个女性:乞丐萨拉·古德(她本来家境富裕,但遗产被继父霸占)、寡妇萨拉·奥斯本,以及帕里斯家的印第安女仆提图巴。

审判开始后,法官采用诱供手段。萨拉·古德在压力下攀咬了萨拉·奥斯本。提图巴则承认自己曾被女巫控制,为女巫做过事。甚至萨拉·古德4岁的女儿多萝西也被牵连进来。

参与审判的关键人物包括:治安官乔纳森·科温(他失去过三个儿子,对伤害儿童的指控极为愤怒)、法官约翰·霍索恩、代理副总督托马斯·丹佛斯,以及牧师约翰·黑尔。

审判的扩大化

事态很快失控。普特南家族,特别是小安·普特南和她的母亲老安·普特南,开始指控更多人。现代研究认为普特南家族可能想通过指控他人来谋取私利。他们指控了邻居玛莎·科里,以及虔诚的教徒丽贝卡·纳斯。

丽贝卡·纳斯是个特别受尊敬的人,她的家族人丁兴旺。对她的指控可能源于土地纠纷、宗教分歧,或者仅仅是因为纳斯家族过于繁荣引起嫉妒。随后,更多人被牵连,包括伊丽莎白·普罗克特和她的丈夫约翰·普罗克特。约翰因为公开反对审判而被指控藐视法庭。

有趣的是,81岁的吉尔斯·科里最初还指证过自己73岁的妻子玛莎·科里,说她可能有问题。但后来他自己也被指控为女巫。

1692年,新总督威廉·菲普斯到任,他将司法事务全权交给威廉·斯托顿。斯托顿是整个事件中最臭名昭著的人物,他冷酷无情,急于通过严刑来树立宗教权威。

审判法庭与塞缪尔·休厄尔法官

为了审理女巫案件,马萨诸塞当局成立了一个特别法庭——"听审与终审法庭"(Court of Oyer and Terminer)。法庭由九名法官组成,威廉·斯托顿担任首席法官。其中一位重要的法官是塞缪尔·休厄尔(Samuel Sewall),他是波士顿的富商、殖民地议员,也是虔诚的清教徒。

休厄尔在审判过程中积极参与,签署了多份死刑判决书。作为当时马萨诸塞上流社会的重要成员,他的支持给审判增添了合法性和权威性。然而,与其他法官不同的是,休厄尔后来成为唯一一位公开为自己在女巫审判中的行为忏悔的法官。

1692年7月19日,第一批绞刑执行,五人被处死,包括萨拉·古德和丽贝卡·纳斯。丽贝卡的案子特别具有争议性:她80多岁的丈夫弗朗西斯·纳斯精力充沛地在村里奔走,找人签署请愿书证明妻子的清白。许多证人承认自己的指控是假的,陪审团最初判决她无罪。但这个判决遭到强烈反对——法官不愿承认诱供,原告拒绝承认撒谎,斯托顿急于立威。最终,虽然总督菲普斯据说驳回了绞刑,但由于某种未知原因(可能是斯托顿擅自主张,或菲普斯没有足够权威),丽贝卡仍然被绞死。

一个月后的8月19日,第二批绞刑执行。约翰·普罗克特虽然写信到波士顿寻求帮助,许多村民也签署请愿书,但斯托顿坚持判决,他和妻子伊丽莎白都被处刑。

9月17日发生了最残忍的一幕:81岁的吉尔斯·科里因拒不认罪,被法官乔纳森·科温用古老的刑罚——用石头压。这位倔强的老人在被压死前还说"再放两块石头",表达他的固执和抗议。三天后,他73岁的妻子玛莎·科里也被绞死。这对年迈夫妇的悲剧成为整个审判中最令人心碎的故事之一。

群体性恐慌与社会崩溃

此时,整个社区陷入人人自危的状态。每个人都可能面临指控,都要撇清与女巫的关系。许多人为了证明清白,编造自己曾被女巫迫害的故事,或承认曾与女巫有关但现在勇敢站出来指控。这种集体的恐惧和癫狂中,没人敢站出来制止,因为任何质疑都可能让自己被指控为女巫。

审判活动占据了人们大量时间,正常的生产生活无法维持。农民和手工业者没时间工作,殖民地开始出现崩溃迹象。许多家庭因父母被处死而孤儿遍地,进一步加剧了社会不稳定。连公务人员和治安官都开始抱怨无法维持正常运转。

终于,总督威廉·菲普斯下令停止处决,释放嫌疑犯,让他们回归正常生产生活。1692年10月29日,女巫审判特别法庭被解散。但斯托顿仍然坚持继续审判,他与反对审判的丹佛斯激烈争执。直到1693年5月,所有审判才真正停止。

然而,权力斗争还在继续。1692年12月,在审判暂停两个月后,斯托顿被选为法院院长,而曾反对审判的丹佛斯落选。最终,菲普斯总督还是压制住了斯托顿,审判才彻底结束。

善后、忏悔与反思

事件结束后,纳斯家族公开反对帕里斯牧师,拒绝参加他主持的礼拜。帕里斯无法开展工作,处境艰难。两年后,他才以委婉的方式表示可能犯了错——"如果你们认为我犯了错,我请求你们的原谅"。这种文字游戏式的道歉让一些纳斯家族成员妥协。又过两年,帕里斯的妻子去世,他离开了塞勒姆。

随着时间推移,越来越多人意识到审判的荒谬和不公。1697年1月14日,马萨诸塞议会宣布这一天为禁食和忏悔日。就在这一天,塞缪尔·休厄尔法官做出了一个勇敢而罕见的举动:他站在波士顿南教堂的会众面前,请牧师塞缪尔·威拉德代为宣读他的忏悔声明。

在这份声明中,休厄尔承认自己在女巫审判中的罪责,请求上帝和人民的宽恕。他写道:"塞缪尔·休厄尔,出于对上帝话语的敬畏,渴望承担已故法庭行为的指责和羞耻,并请求上帝,上帝曾在许多方面怜悯这片土地,但不将我在1692年那项罪行的罪责归于我自己、这片土地,也不归于其他任何人;我同时请求所有在场的人为此祷告,愿上帝赦免我此罪及我其他的罪孽。"

休厄尔在教堂中低头站立,会众为他祈祷的整个过程中一直保持这个姿态。这是女巫审判法官中唯一的公开忏悔,也是美国早期历史上罕见的公职人员为自己的错误公开道歉的例子。

休厄尔的忏悔并非一时冲动。他是个认真记录日记的人,在日记中多次表达对审判的反思和内疚。他的一个女儿在审判后不久夭折,他在日记中写道,这可能是上帝对他参与审判的惩罚。此后余生,他每年都在1月14日这一天进行个人禁食和祷告,直到1730年去世。

休厄尔的忏悔与其他法官形成鲜明对比。威廉·斯托顿至死都坚持审判的正确性,从未表示过任何悔意。其他大多数法官也保持沉默,试图让这段历史被遗忘。只有休厄尔选择了直面自己的错误,这使他在历史上获得了某种道德救赎。

几年后,威廉·斯托顿去世。他死后不久,约翰·黑尔牧师出版了关于塞勒姆女巫审判的调查报告。人们普遍认为正是因为斯托顿去世,黑尔才敢发布这份文件。

但即使是这份充满批判的报告,其结论仍在宗教框架内。黑尔的核心论点是"只反撒旦,不反宗教"。他认为女巫不存在,这些被指控的人都是受害者——是撒旦的受害者。小女孩们说在梦中见到的女巫,实际上是撒旦制造的幻象,而不是那些妇女真的是女巫。所有坏事都是魔鬼干的,但这些被处死的人不是女巫。黑尔仍然无法公开承认小女孩们的证词和有关女巫的论述是虚假的。

直到1710年,马萨诸塞州才正式成立委员会为受害者平反,这些被冤枉的"女巫"才得到公正对待。1711年,殖民地议会通过法案,为受害者家属提供经济赔偿。

历史背景与现代分析

塞勒姆女巫审判并非孤立事件。近几百年来,欧洲和美洲有数万人因女巫指控被处决,主要发生在英国和德国,瑞典、瑞士等地也有类似案例。许多知识分子甚至为此写过专著:法国政治学家让·博丹(主权概念的提出者)写过《证明女巫存在》,英国国王詹姆斯一世(詹姆斯钦定版圣经的编纂者)写过《恶魔学》,教人如何识别女巫。这些书今天已无法正常出版,只能作为学术研究资料查阅。

莎士比亚的《麦克白》中开场出现的三个女巫,很可能受到当时女巫审判的影响,特别是北贝里克女巫审判案。

契约学徒制在当时的马萨诸塞殖民地非常普遍。由于家庭孩子众多,许多孩子被送到其他家庭做仆人或学徒。这样做的一个原因是"打骂起来比较方便"——管教自己的孩子不容易,但管教别人家的孩子就简单多了。没有正规学校的年代,孩子们只能通过这种方式学习生活技能。

现代研究认为,女巫审判的爆发可能与这些因素有关:

第一,指控他人的小女孩大多处于青春期,可能遭受主人打骂,产生逆反心理。记录显示,约翰·普罗克特家的女仆玛丽·沃伦经常抽搐(可能是癫痫或哮喘),普罗克特用鞭打"治好"了她的病——这显然是家暴,孩子可能只是不敢再发病。

第二,女仆地位低下,生活悲惨,经常遭受男主人或访客的性骚扰和性侵。这在当时很少被记录,但确实普遍存在。

第三,美国建国神话将早期移民美化为追求自由的清教徒,但实际情况复杂得多。许多人生活困苦:萨拉·古德虽然38岁,但因为乞讨生活,人们以为她六七十岁;许多人是契约劳工或被拐骗来的;生活条件艰苦,死亡率很高。

美国汉学家孔飞力在研究清朝乾隆年间的"叫魂案"后,提出了类似的分析。他认为,这类群体性恐慌事件让普通人突然感受到指控他人的权力,人性中的恶——对他人的迫害、嫉妒和不满——在这个过程中被激发出来。同时,司法制度的不完善也是重要原因。虽然我们无法完全指责制度本身(因为制度正是通过无数错误案例逐步完善的),但每次错误发生,都应该成为司法改革的教训,避免悲剧重演。

文艺改编

20世纪50年代,美国剧作家阿瑟·米勒根据这个故事创作了戏剧《萨勒姆的女巫》(The Crucible,也译作《激情年代》)。米勒自己承认这部戏写得"程式化而冷漠"(stylized and cold),反响并不好。但他创作这部戏的动机很明确:当时美国正处于麦卡锡主义时期,大规模怀疑和指控共产党员,连核物理学家奥本海默都被怀疑。米勒想通过历史事件影射现实。

这部戏的语言风格模仿詹姆斯钦定版圣经。米勒在创作时正与玛丽莲·梦露相识(尽管尚未公开交往),他后来还创作了《桥头眺望》等涉及三角恋的作品。在改编中,他将11岁的阿比盖尔·威廉姆斯改成17岁,并虚构了她与约翰·普罗克特的爱情故事。这种改编存在争议:它将女性的指控归因于爱情或偷情,把复杂的历史简化为情感纠葛,这种处理方式在今天看来有些落后。

结语

塞勒姆女巫审判最终导致至少20人死亡(包括被绞死和被压死的),数百人被监禁。这场悲剧展示了宗教狂热、集体恐慌、权力滥用和司法不公如何结合在一起,制造出人间惨剧。

然而,在这片黑暗中,塞缪尔·休厄尔的忏悔提供了一线希望之光。他的勇气证明,即使在那个时代,仍有人能够超越自我辩护,直面错误,承担责任。他的行为提醒我们:真正的勇气不仅在于坚持正确的事,也在于承认自己曾经犯下的错误。

这场审判提醒我们:在任何时代,都要警惕群体性迫害,保护司法公正,尊重人权,防止历史重演。正如休厄尔的忏悔所示,承认错误、寻求和解、从历史中学习,永远不会太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