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的铁笼——加尔文的上帝之城The Iron Cage of Freedom: Calvin's City of G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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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的铁笼——加尔文的上帝之城

2025-11-06　Scotus

- 本次分享讲介绍加尔文的生平，其在日内瓦治理国政的故事，以及Congregationalism和大觉醒对美国的影响和塑造？

- 加尔文，你还记得闵采尔吗？

- 你听说过基督教的各个教派的区别吗？

- 马克斯·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论点是否科学？两者是否存在强相关，是否存在因果关系？

- 斯蒂芬·茨威格的《良知对抗暴力》中对加尔文的描述，与加尔文的真实形象相差多少？

- 加尔文是如何被日内瓦接纳成为实际控制者的？

- 加尔文设计的长老制是一种什么样的组织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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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11-08　Knox

加尔文与改革宗:从日内瓦到美国的思想演变

本文档记录了一次关于约翰·加尔文及其改革宗思想的深度讨论,探讨了加尔文的生平、神学主张,以及这套思想体系如何从16世纪的日内瓦传播到英国、荷兰,最终在美国发展出独特形态的历史过程。

四大天王与改革宗纪念碑

讨论从日内瓦的改革宗纪念碑开始。这座纪念碑以四位核心人物为中心:加尔文本人、他的重要助手和接班人法雷尔(Farel)、贝兹(Beze),以及对苏格兰改革宗发展至关重要的诺克斯(Knox)。纪念碑周围还有六位人物,凑齐了"改革宗十大教友"——对宗教改革有重大贡献的十个人。纪念碑中央是日内瓦的城市徽章。

这十人中除了神学家,还包括多位政治人物,他们作为改革宗的赞助商和实践者发挥了关键作用。威廉大选帝侯(勃兰登堡的弗里德里希·威廉)在三十年战争后通过外交手腕振兴了勃兰登堡,为后来的普鲁士奠定基础。荷兰的威廉·奥兰治是荷兰开国元勋,成功带领荷兰从西班牙手中独立。奥利弗·克伦威尔更是重量级人物,他甚至处决了英国国王。罗杰·威廉姆斯是美国的改革宗先驱。这些政治人物的存在说明了一个重要事实:批判的武器无法代替武器的批判。加尔文的思想影响虽然深远,但新教对天主教势力的实际打击,还是要靠这些"久经考验的改革宗主义战士"通过政治和军事斗争来实现。

茨威格的文学化叙事及其局限

讨论者特别提到了茨威格对改革宗人物的文学化描述。茨威格将法雷尔描绘为"毫无创新精神的造反派",认为他虽能推翻旧秩序、煽动民众对抗天主教会,却无法建设新制度,只是个"街头造反派"。但讨论者认为这种评价过于负面,法雷尔实际上在理论翻译、创作以及对法国胡格诺派(法国新教徒)的传教方面做出了重大贡献。

茨威格对马丁·路德和慈运理的评价也较为轻视,认为他们只是看到问题想让教会变得更好的批评者,危害不大。但对加尔文,茨威格的态度截然不同,认为他"太可怕了"——不仅能批判和破坏天主教,更能创造和建设新制度,是一个"冰冷、理性、像钢铁般坚强"的人物。

讨论者强调,虽然茨威格写得很好,但不能完全相信他的解释,正如不能盲目相信马克斯·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样。这些著作都写于很久以前,必然有落后之处,需要批判性思考。就像韦伯提出的"去魅"概念,对知识本身也需要去魅,将这些分析作为工具灵活理解,移除表面细节,提取更能对未来有指导意义的核心模式。

加尔文的时代背景与崛起

约翰·加尔文1509年出生于法国,此时马丁·路德刚刚开始宗教改革运动(1517年发表《九十五条论纲》)。加尔文年轻时法国还未受到德国改革思潮的强烈影响,但随着路德掀起改革浪潮,新教思想逐渐传播,加尔文也听到这些消息并最终皈依新教,离开了天主教会。

讨论者详细分析了宗教改革发生的深层原因。天主教势力的衰落是一个长期过程:从克吕尼改革时期教会引领虔诚风气开始,到十字军东征时期教权达到顶峰,再到后来王权崛起、教权与王权之争(包括"卡诺莎之辱"、法国在阿维尼翁设立对立教宗等事件),天主教整体势力逐渐衰落。关键的洞察是:宗教改革之所以发生,不是因为天主教太强大搞独裁,而恰恰是因为天主教势力已经衰落,无法像过去那样压制异议。

如果天主教势力仍然强大,卖赎罪券的丑闻不会引起如此大的指责,马丁·路德这样的人会被及早处理,不会被封建贵族利用,改革的影响范围也不会如此之大。这是"墙倒众人推"的历史时刻。讨论者还指出,天主教后来进行了非常务实的改革,以至于到近代,天主教在某些方面甚至比新教更进步、更开放,这是一个相辅相成的历史过程。

加尔文顺应了这个时代潮流开始改革。人们不再需要教会作为中介,相信自己可以直接与上帝交流。各种语言版本的圣经开始流行,加上生活水平提升、识字率上升,每个人都可以自己阅读圣经,不必像文盲时代那样只能去教区找牧师忏悔、听箴言、唱诗。这些因素共同导致了这次宗教改革的巨大成功。

天主教会失去了收入来源,新教阵营则出现了更多自治团体。这些团体有时迫于天主教威胁不得不联合,但更多时候像"乌合之众",内部充满摩擦和斗争。路德宗的德国人与加尔文宗的荷兰、瑞士、法国人相互不信任,这一点在三十年战争中表现得非常明显。加尔文为这种分裂埋下了伏笔,因为他的体系比路德宗更激进、更深刻——路德宗只是反抗天主教,而加尔文创造了一套全新的自治系统,被追随者视为"开天辟地头一回",完整地教导人们如何生活。

日内瓦的神权共和国实验

加尔文来到日内瓦有其特殊的历史背景。日内瓦发生了一次政变,原有的封建势力被驱逐,但市民们渴望有人引领他们过上更健康、更符合理想的生活。他们找到了流亡在瑞士的加尔文,后者逐渐掌控了日内瓦的权力,开始进行全方位的社会规划。

在教条规划方面,加尔文制定了严格的清规戒律,规定各种禁止事项,展现出强烈的父权制特征。他禁止"妄议政府",不允许随便乱说话。他建立的宗教法庭以圣经和先例作为判案依据。他还设立了学院培养传教士,法雷尔、诺克斯等重要人物都是从这里培养出来的。日内瓦因此被称为"新教罗马"。

加尔文塑造的日内瓦,以及后来人们对清教徒和改革宗的整体印象,都呈现出类似的特征:衣着朴素、严格执行清规戒律、看起来不太有趣也不太好相处。讨论者认为这与克吕尼改革颇为相似——一种在道德上引起人们尊敬或同情的群体,实际上比较容易传播。

相比之下,天主教大本营意大利由于手工业发达、财富积累,加上长期战乱,人们倾向于"今朝有酒今朝醉"的态度,更注重现实生活和享受,培养出了马基雅维利这样的现实主义思想家。在一些比较贫穷的地方,人们无法理解这种"堕落"——跳舞、酗酒、赌博、奢侈穿着,怎么能做好上帝的工作?这种道德对比成为改革宗传播的土壤。

塞尔维特事件的复杂真相

塞尔维特事件是加尔文统治日内瓦时期最具争议的事件。现代人通常认为塞尔维特是伟大的科学家,研究了人体血液循环和肺循环,经常进行解剖研究,却被加尔文处死,因此加尔文是坏人。但讨论者指出,这个叙事过程"比较曲折复杂"。

讨论者将塞尔维特事件与布鲁诺案相提并论。塞尔维特被后人称为科学家这一方面,与他被审判的原因没有什么关系。他在科学方面确实有贡献,但同时他的宗教理念"非常激进"。他可能在西班牙受到过审判,因此逃到了相对自由的日内瓦。但在日内瓦,他又与加尔文"不太对付",经常评判和指责加尔文在日内瓦的措施——因为加尔文的统治确实很严格。

在这样"搞了好几次"之后,加尔文动用权力,通过宗教法庭将塞尔维特活活烧死。讨论者认为这其中可能有个人恩怨,但更主要的是宗教法庭不希望看到"随便评价政府措施"的行为。然而,这种处罚手段"不是现代政府所能做的",运用宗教审判来处理政治异议"是不正当的"。

关键的澄清是:塞尔维特不是因为科学研究(如解剖人体)被处死,而是因为他的神学和政治理念被定罪。因此,从现代角度看,"好像也没有什么好同情的"。这与传统叙事中"因为坚持科学被干掉"的说法很不一样。讨论者采取了中立立场:加尔文的宗教法庭在现代社会肯定不合法,但塞尔维特也不是因为尊崇科学而殉道。

卡斯蒂利奥:良知对抗暴力

卡斯蒂利奥是茨威格在《良知对抗暴力》(又译《异端的权利》)中着重描写的人物。他在日内瓦公开发表著作,驳斥加尔文的集权手段,包括批评加尔文处决塞尔维特的行为。他认为这是借宗教手段消灭不同意见者,没有保护言论自由。当然,加尔文也没有任何保护言论自由的打算。

卡斯蒂利奥写了很多书,论述加尔文的做法为什么是错的,为什么宗教宽容是必要的。加尔文当局将这些批判性的书籍全部烧毁、禁止。因此卡斯蒂利奥在当时并不出名。但后来研究日内瓦历史的学者重新发现了这个人,找到了他遗留的著作,将其作为对加尔文的批判材料。茨威格在二战前夕读到这些著作,结合他对纳粹的观察,映照现实写下了这部作品。

茨威格提出了一个有趣的问题:加尔文及改革宗提倡的严酷社会治理手段,包括后来延伸到美国清教徒执行的行为模式,为什么到茨威格时代,美国已经走向开放和进步?茨威格的结论是:正是因为加尔文压迫太厉害,导致了后来美国人民的反弹,卡斯蒂利奥的宗教宽容理念终于结出了果实。

讨论者认为这个逻辑"读的时候很振奋",是一种"非常文学化、非常浪漫化"的解释,但结合韦伯的理论和今天的讨论,可能还有更多细碎的、更令人信服的原因。讨论者引用茨威格关于思想的论述:"思想界确实无比神奇,思想似乎像空气一样看不见摸不着......自由就像空气,平常你感受不到,但失去了就会感受到。这会引诱深陷专横的人产生错觉,以为可以压制思想界、禁锢思想界、用自己的心愿堵住思想界的嘴,但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反抗成为炸药就会爆炸。"

按照茨威格的想法,是清教徒的极端压榨导致了美国人的反抗。美国确实存在这种压迫,包括清教徒对贵格派的迫害、萨勒姆女巫审判案等。

罗杰·威廉姆斯与政教分离的萌芽

改革宗十大人物中的罗杰·威廉姆斯,本来是马萨诸塞湾殖民地的清教徒,但他反对那种强制性的、清规戒律式的宗教仪式。当时马萨诸塞湾殖民地的宗教法律适用于所有人,即使不是教徒也被强迫参与教会活动。威廉姆斯对此表达了反对,结果被驱逐。

他后来宣称自己不是任何教派的信徒,而只是"相信自己的良心"。他搬到罗德岛建立了自己的庄园生活。这一事件后来被认为是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保护言论自由、实施政教分离的启示来源。

加尔文的神学与政治主张

神的主权:神权政治的基础

加尔文神权政治体系的基础是"神的主权"。他主张一切都是上帝创造的,所有政治实体都是神的造物,因此"主权在神"。讨论者对比了主权概念的不同对象:主权在国家(君主制中君主代表国家,共和制中议会代表国家)、主权在民(启蒙运动时期提出的全体国民构成国家主权)、主权在天皇(明治时期大日本帝国宪法)。加尔文的"神的主权"意味着他实行宗教审判、强调宗教因素,都是因为"归根到底是为神服务的",一切都是上帝的造物。

唯独圣经:新教的共同基础

"唯独圣经"是所有宗教改革运动的基础,不管路德宗还是加尔文宗都信奉这一点。这意味着去除教会或教皇这一层中介,实现"没有中间商赚差价"。

预定论:加尔文最得意的发明

预定论是加尔文最得意的发明,马克斯·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专门强调了这一点。讨论者将预定论与转世轮回、因果关系做类比:轮回说这辈子的遭遇是上辈子积德行善的结果,而预定论说命运已经决定,最终审判的结果已经提前确定,但人接下来要做的事就是"证明"这个结果。

更具体地说,预定论给所有人一个积极心态:你肯定是好人,已经被上帝选中,接下来只要放手去做,自信地去做,向世界证明你是被上帝选中的人。讨论者看到很多人显得很自信,但也提出质疑:这种自信到底是加尔文预定论带来的深刻自信,还是普通的"无知者无畏"、"精神小伙觉得自己很牛"?这值得讨论。可能并不是所有人都因为加尔文才变得自信,但韦伯认为这一点对资本主义发展很重要。

天职观:比预定论更重要的贡献

天职观"非常更重要"。加尔文宗不搞苦修,不提倡每天鞭笞自己、折磨自己,"老老实实做好自己的本分,这才是glorify上帝最重要的事"。把本职工作做好,该干嘛干嘛,这就是对上帝最好的侍奉。

讨论者认为,不管在什么宗教里,这一点都很重要。它鼓励人们做好自己的事,不要每天想着斗争,不要当"造反派"去破坏现有秩序。"不管是什么宗教,提倡这一点总归是有利于社会进步的。"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谁是因,谁是果?

讨论者提出了一个核心问题:到底是新教伦理产生了资本主义,还是资本主义的发展产生了新教伦理?

马克斯·韦伯"去找补"时说,因为新教的伦理,因为加尔文有这样一套生活方式,这套生活方式适应了资本主义的发展。但讨论者认为"更可能"的情况是:实际上当时已经形成了市民生活,包括日内瓦之前发生的封建贵族对市民的压迫、市民起义,然后找加尔文做代言人——这更像是"先有了这样一套生活方式,然后又总结出这样一套伦理"。

这套伦理又"非常贴合"基督教现实,预定论、天职观都与基督教结合得很好,因此推动了这套模式的复制。这种市民生活方式随着资本主义演变,本来可能是手工作坊、城市里的行会联合,后来随着工业革命发展变成工业生产、资本家、各种联合巨头,"确实也是有一脉相承的逻辑关系"。

长老会制度:代议制的雏形

加尔文"具体怎么治国理政"?他搞了一个长老会。既然主权在上帝,但如何给上帝做代理?通过长老会——顾名思义,不是一个人说了算,而是一群长老一起治国理政,一起决定整个城市的生活方式和具体事务。

加尔文将宗教人士分成四种职业:

牧师:负责讲道

教师:带学生教学

长老:上层人士,讨论治国方针和重大事务

执事:管理具体事务,照顾城市里的穷人,执行具体任务

这个体系涵盖了知识分子、官僚、上层治国者、宗教人士,"相当于代表宗教,代表知识分子,还代表官僚体系",把这三部分团结起来,这就是长老制统治的基础。掌握了这三部分,就可以进行决策。

虽然长老制有这样的架构体系,但它客观上是"代议制的雏形"。它不像天主教那样选出一个教宗去向所有人发布任务和命令。这可能也是加尔文"刻意与天主教保持不同的地方"。虽然讨论者认为"大部分指令还是加尔文做出来的",但它也是一种"威权民主",兼顾了长老制、议会制度。在加尔文死后,这套制度仍能有效运转。

漂洋过海:从日内瓦到美国

英国和苏格兰的不同路径

加尔文宗如何传到美国?首先传到了英国。罗杰·威廉姆斯等人应该是从欧洲大陆传到英国的。诺克斯将其传到苏格兰,苏格兰"执行得非常好",严格贯彻了加尔文的长老制,建立了苏格兰长老会。

但在英国,"说不清道不明,没有一个非常集中的新体系"。清教徒更像是接受了加尔文的一些观点,但又保留了天主教背景。他们可能信天主教,也可能信英国国教。众所周知,英国国教"没有什么太大的改进"。这些清教徒可能看到了天主教的腐败或英国国教官僚体系的不虔诚——"英国国教,你还叫宗教吗?还侍奉上帝吗?你不就是亨利八世的一条狗吗?"

英国的清教徒运动"非常分散,非常说不清道不明"。可能一部分接受了加尔文思想,另一部分还保留很多天主教的,甚至可能还有约翰·威克里夫、罗拉德派的思想。"整体而言,清教徒只是一个非常概括的称呼,没有一个特别明确的,也不是一个非常团结紧密的群体。"

美国公理会的诞生

到美国之后,大部分人还是杂居,但加尔文派里有一支叫"公理会"(Congregationalism),比较成体系。来到美国的人不一定都遵循这套体系,但讨论公理会是因为"公理会比较继承了加尔文的套路或组织形式"。公理会主要在马萨诸塞州,围绕波士顿附近的小村子。

公理会的组织形式与长老制有什么区别?长老会还有长老制的层级,各个地区的教会长老,以及更高政治实体上的长老。但美国因为最开始是移民,变成了"自治教会"——一个小村子选出或招募一个牧师来发号施令、提供组织管理形式,但教会的权力属于全体民众。大家讨论就可以决定"要不要换个牧师","要不要怎么样把这个牧师给欺负"。

为什么会这样?因为组织形式中,牧师是外来的。最开始这个地方只是一群村民,牧师的日常生活开销需要当地村民提供——牧师的薪水是村民各凑一点,牧师的房子也是村民建的公摊房产,让牧师住但不是牧师的私有财产。如果牧师要走,房子留给下一个牧师。

自治教会与个人主义的兴起

这样的自治教会与加尔文在日内瓦搞的"不太一样"。首先,这些教会很多时候在村落里,成员"大概都是农民,但他们是识字的,自己可以读圣经",也有教会领导,但这些人"相对来说更独立自主一点"。

这种独立自主来自新教改革的"个人主义"。归根到底还是"唯独圣经"这一点:每个人都可以直接与上帝沟通,所以每个人或多或少有自己的想法,不用把理解世界、寻找信仰这件事寄托到牧师身上。每个人自己读圣经就可以有自己的理解,就可以直接与上帝沟通。"所以唯独圣经这一点是造成个人主义兴盛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个人主义的兴盛导致每个人更乐于争取自己的权利,而不是"为了集体牺牲自己的权利"。因此每个人会变得"比较尊重别人的权利,因为每个人会为自己发声"。这种倾向导致了自治,也导致了美国人"比较乐于斗争"。

"无代表不纳税"的斗争精神

七年战争之后,英国要求十三州殖民地交更多的税。这时全体美国殖民地的人发出斗争口号:"无代表不纳税"(No taxation without representation)。"交钱可以,但我们要有自己应有的权利。""我不可能白白把钱交给英国,如果要我们交钱,那就一定要在英国议会里有自己相应的代表来维持自己的权利,不能白白把钱给出去。"

大觉醒运动与美国身份的形成

到18世纪中期,发生了大觉醒运动。这次运动"相当于美国第一次有了相互交流的可能性"。之前都是零零散散的各地殖民地,但到18世纪中期,随着新大陆开发繁荣,以及英国与十三殖民地之间局势紧张,很多美国宗教运动开始"全国大串联"。它不再是一个小村落单纯的讲经,而是"对加尔文宗的理解应该传递给每一个人"。

推动这种变化的因素包括:新大陆各自治实体之间抱团取暖的需求、加尔文宗代议制的基础,以及——非常重要的——加尔文宗这样一种"从原来的宗教不宽容,反而走向了合作"。"因为只有合作才能在新大陆立足,才能有跟英国斗争的资本。"

而英国对十三殖民地整体征收重税,"更是增加了十三殖民地的团结"。讨论者提出,英国可能从此学会了"分而治之"的策略。如果当时在十三殖民地之间挑动内斗,比如"马萨诸塞州跟弗吉尼亚州,我们棉花的不收税,烟草的、茶叶的收税,或者反过来",可能不会导致整个十三殖民地这么团结。但英国当时"对所有人都要收,都要加收一样的税"。

经历大觉醒运动后,美国有了相互串联的可能性,以及"把美国殖民地连在一起的基础"。

加尔文宗对美国的影响与转化

讨论者认为,加尔文宗对美国"肯定是有影响的,尤其是在组织形式上"。但这种宗教"最后没有成为影响政治实体联合的阻力,或者说没有过度强调神权制",可能也与它的基础——教会自治以及长老制没有坚持下来——有关系,就"直接变成了政治上的议会制"。

当然,萨勒姆女巫审判这样的事件,"让这种神权政治完全臭名昭著",也引起了所有人的反思。

第二次大觉醒与神学的民主化

大觉醒之后还有"第二次大觉醒",这相当于对加尔文宗的再一次转变。但这个转变"没有一个非常严格的总结,说谁带领了大家实现了转变"。这种转变是"随着美国的发展......在思想潮流上产生转变",后人又在这种转变的基础上,"先画靶子再射箭......总结出了这样一个东西"。

美国建国之后有这样一个宗教复兴,但他们对上帝的理解"非常克制了"。出现了"神学的民主化",就是主权在民。预定论也变成了"主动的选择,我选择做这个事,选择了这种救赎"。加上唯独圣经带来的个人主义。

个人主义的宗教根源

讨论者对东西方对比提出质疑:"怎么这么......西方都是强调个人主义,我们东方都是集体主义?"这个个人主义"可能很大的......个人主义不尽然是美国的......不尽然是西方的个人主义跟加尔文宗有很大的理解"。

换个说法,天主教里"可能还是能看到天主教更强调重视传统、重视家庭,没有那么强的个人主义色彩"。确实是跟宗教有关系,但"具体是谁是源头也不好说"。

可能最开始在日内瓦提出的学说,最开始马丁·路德《九十五条论纲》的时候,"只是他自己的一个想法,但是随着这种想法被大规模推广、传播之后,培养出来下一代的人,就是带着一种个人主义精神,更加桀骜不驯,更加乐于争取自己的权利"。

从不宽容到进步主义

加尔文的不宽容、清规戒律,"转化成了一种渴求,对一种偏执的焦虑"——"这个社会有问题,社会总是有问题的,我们一定要推动社会继续进步"。这里有很多"进步主义的色彩":"我们一定要去做正确的事,社会上有很多不公,我们总是可以让这个社会变得更好,总是可以把原来的问题给解决掉。"

这是一种天职观带来的"改造社会、改造世界的焦虑"。"这样活得很累,但这样一种观念又一直在推动着社会的进步。"

韦伯的科层制铁笼与未来展望

讨论者还提到马克斯·韦伯讲的其他内容,"也是挺有意义的"。比如"科层制的铁笼"。随着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社会分工不断进步,就像亚当·斯密说的,每个人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都是螺丝钉,这时人会"失去自己的价值意义"。但科层制——什么问题都找对应的部门去解决——是"整个社会运转的保证"。

中间有一个"很难平衡这两点"的矛盾:一方面希望所有人都能找到自己的价值,另一方面又希望保留科层制或官僚体系带来的各司其职的好处。

讨论者以期望结束:"希望随着AI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能让每个做事的人都能找到自己的意义,希望能更加解放人类。"

总结:去魅、批判与未来

讨论最后表达了核心关切:希望大家对加尔文宗有一定了解,以及"这个东西怎么样对现在社会有了一些改变,以及总结出来的这些精华元素怎么样能在未来保留下来,然后对现在我们又能做哪些更改"。

讨论者自嘲道:"你看已经开始焦虑了。"这正是改革宗天职观转化成进步主义焦虑的生动体现——一种要不断改造社会、解决问题、推动进步的持续动力,虽然"活得很累",却也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推动力。

延伸阅读Further reading

The Right to Heresy: Castellio against Calvin

2025-11-09　Stefan Zweig

度过动乱骚动的年代，雨过天晴，苦尽甘来。经历了各种战争的创伤，不幸即止，和平将来。但在这服丧期中，有人痛苦，亦有人哀。

看来斗争已过去了。加尔文除掉了卡斯特利奥，摆脱了这唯一具有杰出智慧的敌手，同时，也使得他的在日内瓦的政敌们钳口结舌。这位独裁者就可以没有阻碍地发展他的政策。

独裁者们一旦克服了早期不可避免的危机以后，往往认为自己的地位可以巩固一个相当长的时期。正象人的机体一样，经过一段时间不舒服以后，就适应了新的物质环境。

因此，国家同样能适应新的统治方法。那老一代人经常痛苦地把现存政权的暴力和他们记忆中很久以前较为好过的日子进行比较，过了一阵子，他们都死去了。

青年一代人没有那样的回忆，在他们认为当然的新的传统中成长。在一代的过程中，他们被一种思想决定性地限制着。

人类在实现其伟大的计划中，独裁者们不过是暂时的力量。那些把生命的格调禁锢在机械反应范围内的愿望，只能在短期内能达到目的，因为，接着生命就会导向一个比较有力的出口。

就这样，通过奇妙的修改，加尔文主义却由于其要阻碍个人自由的狂热决心，产生了政治自由的思想。荷兰、克伦威尔统治的英国和美国，这三国是近代自由主义的雏型，给国家的自由和民主思想带来宽广的视野。

近代最重要的一份文件，美国独立宣言，就是由清教徒精神所产生，而这一宣言反过来又对法国人权宣言的形成施加了决定性的影响。两极相通是最奇特的转化的景象。最彻底地浸透了不宽容的国土，成为欧洲宽容的中心。

正是那些加尔文宗教统治过的地方，卡斯特利奥的理想后来实现了。还是荷兰，那些在地球上除此地外找不到栖息处的人们，笛卡尔和斯宾诺莎著书把人类从教会主义和传统的桎梏中解放出来。那些在其它国土上由于信仰和观点而受到迫害的，都逃到加尔文主义的荫影下寻求保护。两极相通了。

卡斯特利奥和加尔文死后两个世纪，前者的要求和后者的要求：一方面是兄弟般的宽容，另一方面是宗教，肩并肩地、和平地在荷兰、英国和美国共处。

很显然，卡斯特利奥宗教宽容的理想没有在坟墓中腐烂，在寒冬之后它活了下来，现在以崭新的活力开出了花朵。卡斯特利奥的思想在他人的著作和争取中复活。

在乌得勒支和约上，宽容的思想成为管理国家事务的武器，它强有力地把抽象化的领域具体化，并扎根在坚实的地球上。

卡斯特利奥曾向红衣主教们热诚地呼吁，要求他们尊重别人的观点，现在自由了的人民都听到了，并体现在他们的法律之中。从这第一块土地（它将成为世界的领土）起，宽容的理想开始征服每一纲领每一观点。

一个国家紧接着一个国家接受了卡斯特利奥的启示，谴责对宗教和哲学思想的迫害。在法国革命中，个人的权利最终得到了保证。

法国革命宣称，人是生来自由和平等的，他们有权表示自己的意见，声明他们的信仰不受限制。

到了下一世纪，十九世纪，这个过程更加速了。自由的概念——民族自由、个人自由、思想自由，终于被文明思想作为不可剥夺的准则所接受了。

心语：

加尔文是法国著名的宗教改革家、神学家，新教的重要派别──改革宗（或称归正宗、加尔文派）的创始人。他的神学观点对清教徒的信仰有着深远的影响，而部分清教徒们前往美洲时立下的《五月花号公约》，更是成为了美国建国的主要思想之一。

然而茨威格在此篇史论中，却给了我们另外一个审视加尔文的观点，在加尔文近乎独裁地在日内瓦推动着他的改革的时候，追求宗教自由的人文主义学者卡斯特利奥尖锐指出加尔文在圣经解释上的独断和对异己而非异端疯狂迫害（换言之，对于加尔文，与他意见不合的人统统都应归属“异端”）。

茨威格的这部作品，同样具有明显的现实意义。尽管离德国入侵波兰、二战全面爆发还有三年，但是在1936年茨威格已经越来越清醒地认识到加尔文式的教条独裁已经在德意志降临。早在1934年，希特勒担任德国总理刚刚一年的时候，他就感受到了这种气氛，选择从奥地利移居英国。在之后的1938年，他的祖国奥地利被纳粹德国吞并，他成了一个无国籍的人，并在随后加入了英国国籍。1942年，出于“自愿和理智的思考”，出于对 “精神家园欧洲”的毁灭的痛心，茨威格和妻子在巴西双双自杀。虽然茨威格没有见到二战胜利结束的那天，但从他的文章中，我们仍然可以感受到，他对人类良知和自由的繁荣充满信心，对独裁和僵化的终结饱含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