夹缝中的鸡蛋——民盟群星闪耀时Eggs in the Crack: The Brightest Hours of the China Democratic Leag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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夹缝中的鸡蛋——民盟群星闪耀时

2026-01-27　Federalist

站在你面前的是……

川北圣人，张澜

“王朝周期律”提出者、水利学家黄万里之父，黄炎培

《往事并不如烟》作者章诒和之父，章伯钧

“宪法之父”、张幼仪的哥哥，张君劢

新儒家“三圣”之一，梁漱溟

“七君子”之首，沈钧儒

人权斗士，罗隆基

还有左舜生，史良，张东荪，鲜英etc……

民盟是如何在妥协中联合起来的？

参与者有哪些人组成？

最后的去向又如何？

延伸阅读Further reading

张君劢思想与政治生涯概述

2025-11-22

早年经历与政治启蒙张君劢1887年1月出生于江苏嘉定（现属上海）。1897年10岁时赴上海学英文，1903年在南京参加反俄学生运动而被学校除名。当时正值八国联军战争后，俄国在东北不撤军，引发中国民众强烈不满。被除名后，张君劢前往湖南任教，虽然年仅十几岁，但因懂英文而足以胜任教职。在课堂上他经常痛斥列强对中国的压迫，显示出鲜明的民族主义特征。1906年张君劢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经济科，为梁启超的《新民丛报》撰稿。当时海外流亡者分为不同政治派别，张君劢加入了梁启超、康有为一派。他主张预备实施日式二元制君主立宪。即使在同一派别内部，张君劢与梁启超也有差异：梁启超主张实行英式虚君立宪，而张君劢考虑到中国国情，认为一步到位实现英式制度不可能，日本天皇保留一定权力的二元制更有机会在中国实现。张君劢援引穆勒（约翰·斯图尔特·密尔）的观点，认为政体需要与国民性情相匹配。他认为清末中国的国民状况无法实现民主共和，连英式虚君立宪都很难实现，只有保留适度权力的二元制君主立宪有机会推行。他推崇日本式而非德国式的二元制，因为德皇实际权力过大。清末立宪的困境关于清末立宪是否可行，学界存在不同观点。秦晖教授认为中国2000年秦制格局导致君主立宪在中国很难实现。张鸣教授则认为，立宪的麻烦在于清是少数民族政权，长期执行民族不平等政策。表面上汉满平等，实际上机会均等的结果相当于汉族承受约一百倍的不平等。200多年的不平等制度让满清在有识之士中丧失了推行君主立宪的合法性。从历史角度看，清末是一个充满矛盾的时期。在宣统年间皇族内阁上台后，立宪派一个个转向支持变革，因为清廷的做法让人们看到了当时推行君主立宪的困难。民国初期的政治参与1910年张君劢学成回国，在清廷为留学生举办的考试中表现优异。虽然文科学位只能给70分（理科可给100分），但他每门考试都是满分，主考官破格加分让他获得优等，进入翰林院成为庶吉士（备选重要官员）。然而半年后武昌起义爆发，他返乡成为宝山县议会议长。1912年10月张君劢参与组建民主党，党魁是汤化龙。汤化龙是武昌起义中的风云人物，联合黎元洪对起义成功起到重要作用。他进士出身后自费留学，学贯中西，民国第一届国会召开后当选众议院议长。值得注意的是，1912年11月张君劢发表《袁政府对蒙事失败之十大罪》，列举袁世凯对沙俄在蒙古问题上软弱的十条罪状。虽然蒙古问题确实棘手，但张君劢基于民族主义立场提出尖锐批评，导致袁世凯派人监视他，他于1913年1月被迫出国赴德留学。联邦制与省制的思考1916年袁世凯去世后，军阀割据苗头已现。当时很多人主张实行联邦制，张东荪等人鼓吹此议。张君劢撰文《联邦十不可论》反对联邦制。他认为联邦的前提是各州有宪法并遵循，能行使国家宪法赋予的权力，且应有自治基础，但中国都不具备。联邦国家中央的军力和税收较少，在中国将助长割据。他举例墨西哥就是画虎不成反类犬的前车之鉴。张君劢并非提出中央集权制，而是提出了"省制"设想：中央可将部分国家行政委任于省长；省议会与省长冲突时，由中央仲裁；中央可任命三人为省参议会议员；省的举债限制极严。这是希望在允许自由发展的同时限制各省割据。他认为需要中央和地方之间相互渗透，这个观点比较新颖。赴欧考察与社会主义思想1918年底梁启超政治失意决定赴欧考察，第一次世界大战刚结束，巴黎和会即将召开。张君劢陪同赴欧，1919年5月1日（五四运动前三天）撰文抨击巴黎和会。这次赴欧形成了他的民主社会主义观。上次去德国时德国还是二元制君主立宪，但这次德皇已退位，社会民主党建立了德意志共和国（魏玛共和国）。张君劢亲眼目睹社会民主党推行的左翼政策，深有认同，形成民主社会主义观。但他接受的是德式民主社会主义，而非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社会民主党虽与马克思恩格斯有关，但已经修正，形成务实的议会斗争、和平手段推行社会主义的理念。张君劢认为土地与大生产机关（铁道、矿山、大工业）要公有，由政府、技术家、消费者组成公共团体经营，而非国家专营或私营。他认为可以通过国家法律和教育奖励公益心，人人如果都有社会主义精神就可以避免阶级斗争、避免暴力。他推崇德国社民党尊重民意、脚踏实地的道路。从历史回顾看，欧洲福利国家确实由德国率先，通过不断试错、脚踏实地实现福利国家。张君劢当时主张虽有书生之见，但符合时代潮流。相比之下，梁启超介绍的基尔特社会主义（行会社会主义）更激进。基尔特社会主义主张各行会联合组成全国基尔特会议取代国会。张君劢认为国会和内阁权力应该缩小（小政府），但质疑职业代表组织能否真正民主。当时两位顶流知识分子都认同社会主义，可见社会主义思想确实吸引了很多知识分子。但张君劢仍然更加稳健。值得注意的是，当时连罗素这样世界顶级哲学家都鼓吹基尔特社会主义，爱因斯坦也对社会主义情有独钟，说明智商不能代表一个人在政治选择上能做出正确判断。对地方自治的再思考1920-1921年张君劢主张"国会选举当采用直接选举，现实之贿买的间接选举法废止之"。他认为各省应有扩大的自治权，以中央宪法与省宪法确定制度。这很重要，涉及联邦制概念。联邦制的关键是国家宪法对地方自治的具体保障。如果宪法只是宣示性地说"各地应当实行自治"，没有具体规定哪些权力归地方，中央国会可以随意收回权力。但如果宪法明确规定某项权力归地方行使，中央除非修宪否则不能收回，这就是实质上的联邦制。他还主张军队改成瑞士式国民军；政府对议会负责，一经不信任即去职（议会内阁制）；以全民公决的直接民主补充代议制度，基于中国条件，暂时以各省商会、农会、学会和地方议会形式实现相对的直接民主。国是会议宪法草案1922年全国八大团体（商会、教育会、学会、律师协会等）在上海召开国是会议。当时中国已陷入军阀混战，联省自治呼声高涨。张君劢受国是会议委托，参照美国、加拿大、瑞士、德国的联邦制宪法，草拟了联邦制（联省制）的国是会议宪法草案，明确保障一些权力归各省行使。这时有人质疑：1916年他说"联邦十不可"，为什么1922年又制定联邦制宪法草案？张君劢专门写了《国宪议》一书解释。在自序中他说明，他的观点并没有改变，只是表达方式改变了。他强调必须省民能自己掌握省权，有判断能力和常识，能选出贤者为代表，乡镇有自治基础，才能实行联邦制。这些条件在1922年仍不具备。1916年到1922年，中国变化只是军阀割据加深、劣化。他说虽然6年前认为条件不具备，但现在情况不同：中央政府已完全失信于国人，公信力荡然无存。国际潮流又是联邦潮流，各省省内政治比中央政治更容易运作。因此没有别的选择，只能从省开始建设。但他强调："军阀如不去，就没有真联邦；督军不废，各地不裁军，就没有联邦；国民不教育，投票不按选民册进行，也就没有联邦。"他特别说明："我之所谓联邦，其基础尚待于创造，并非以目前割据局势为联邦。"他所提倡的联邦制是将来要建设的联邦，而不是承认军阀割据就是联邦。1923年宪法与地方制度1923年，争执多年的地方制度问题，几乎全部照搬了张君劢国是会议宪法草案的联邦制内容。1913年第一届国会在天坛制宪时，在取得中央采行议会内阁制共识后，在地方制度问题上产生严重冲突，导致天坛宪草制定工作陷于停顿。1923年，地方制度争议极大的情况下，他们没时间逐条推敲，直接采用了张君劢宪法草案的地方制度部分。张君劢主要参照加拿大制度，因为加拿大联邦成员称作"省"，制度设计的罗列授权方式更可操作。中央制度方面，1923年宪法仍沿用1913年天坛宪法的议会内阁制，而非张君劢草案中取自德国魏玛宪法的半总统制。半总统制首先出现于芬兰和德国，其特点是总理是内阁首脑，但总统具有相当权力，因为总统有不同于总理的民意授权（直选或选举人团选举）。张君劢对这部宪法表示基本认可，但提出要求：中央明令期限裁减军队，实行国民军制；各省制县并实行民治，而非军人统治。他仍然强调否认当时的割据状况，要求实行民治。考察武汉的观察1926年10月张君劢考察北伐军占领的武汉。他很早就主张以变革手段革除军阀。现在变革真的发生了，北伐军自称为民众而战，他很感兴趣。他瞒着别人去武汉考察十天。回来后说北伐军有理想，知道为谁而战，善于向民众宣传活动，得到民众合作。北伐军虽有过分行为，但宣传鼓动能力确实很强。当然北伐军盲目扩大化打击"土豪劣绅"确实过分。但张君劢也注意到问题：不尊重自由意志，排斥异见，把批评者一概打为反对者，不采用善意、光明和长期忍耐的态度培养民主政治的积极条件，缺乏西方政治家的包容性和理性。张君劢分析，当时的集体领导层普遍缺少包容心，根源是缺少自信心。包容心有一个前提是自信，包括对自身能力的自信，以及对政治失败后能通过民主选举东山再起的自信。当时上层人物虽然个人智力不弱，但严重缺乏自信心，导致缺乏包容心，没有虚怀若谷的态度容纳不同意见。张君劢提出期待：希望以缓和手段求得国民同情；宁可拓地稍迟，不可招纳腐败军人；宁可收效稍迟，不可急于求成。宪政思想的成熟张君劢多年来一直思考中国宪政问题。他分析宪政为何至今未能确立，归因于：帝制思想、割据一方、越轨无能、舞文弄法、治乱循环、人民愚昧。其中"越轨无能"特别值得注意——"轨"指制度，"越轨"指中国从官员到老百姓都想方设法违反制度或钻空子，"无能"指不执行、不行动。这是中国民族性的问题。从人性角度分析：为什么中国人特别倾向于钻空子、不执行制度？因为制度不是经过自己制定的。中国制度向来自上而下强加，2000年帝制都是皇权强加的制度，造成了中国民族性中对制度阳奉阴违、消极执行的特点。但来自民间的乡规民约、自发形成的规则，反而执行得很好。所以中国人骨子里反对的只是强加的制度。民主之下，中国人对自己参与制定的制度会认真执行。张君劢提出补救办法：调查机制（国家做各种普查）、公开透明、尊重制度，以及他多年强调的加强国民教育。他特别强调"人权为宪政之基本"——宪政就是为了限制政府权力、保障人民权利。他还强调"宪法不足以自行"，对人民说"你们对自己的权利有警觉性，自然就有宪政"，这是谆谆教诲。学术贡献与历史地位张君劢一生致力于中国宪政制度的研究与实践。他的思想既有理想主义色彩，又注重中国现实国情。他主张的议会制、地方自治、人权保障等理念，都体现了对西方民主制度的借鉴和对中国实际情况的考量。作为一个学者型政治家，张君劢在动荡的时代中始终坚持理性、温和的立场。他反对暴力，主张通过和平、渐进的方式实现政治变革。他的宪政思想深受德国魏玛宪法和英美宪政传统的影响，同时又努力结合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张君劢的政治实践虽然屡遭挫折，但他的理论贡献不容忽视。他对联邦制与单一制、议会制与总统制、中央集权与地方自治等问题的深入思考，为中国宪政理论研究留下了宝贵的思想遗产。他特别强调国民教育和人权保障在宪政建设中的重要性，认为宪政不仅仅是制度设计，更需要国民素质的提升和权利意识的觉醒。这种观点在今天看来仍有其深刻的现实意义。张君劢的一生，是中国知识分子在民族危亡时刻探索救国道路的缩影。他既有书生的理想主义，又有政治家的现实考量；既坚持原则，又善于妥协；既批判时弊，又提出建设性方案。他的思想和实践，为我们理解20世纪中国政治变革提供了一个独特而重要的视角。作为宪政思想家，张君劢的贡献主要体现在：第一，他系统地引介了西方宪政理论，特别是德国魏玛宪法的先进理念；第二，他结合中国国情，提出了具有操作性的宪法设计方案；第三，他始终强调人权保障和民主教育的重要性；第四，他对地方自治问题进行了深入思考，提出了既防止中央集权又避免地方割据的"省制"构想。张君劢的宪政思想和政治实践，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篇章。他的理想虽然在动荡的时代中未能完全实现，但他的思想探索和理论贡献，为后人研究中国宪政问题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他的一生，诠释了中国知识分子"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的使命担当。

早年经历与政治启蒙

张君劢1887年1月出生于江苏嘉定（现属上海）。1897年10岁时赴上海学英文，1903年在南京参加反俄学生运动而被学校除名。当时正值八国联军战争后，俄国在东北不撤军，引发中国民众强烈不满。被除名后，张君劢前往湖南任教，虽然年仅十几岁，但因懂英文而足以胜任教职。在课堂上他经常痛斥列强对中国的压迫，显示出鲜明的民族主义特征。

1906年张君劢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经济科，为梁启超的《新民丛报》撰稿。当时海外流亡者分为不同政治派别，张君劢加入了梁启超、康有为一派。他主张预备实施日式二元制君主立宪。即使在同一派别内部，张君劢与梁启超也有差异：梁启超主张实行英式虚君立宪，而张君劢考虑到中国国情，认为一步到位实现英式制度不可能，日本天皇保留一定权力的二元制更有机会在中国实现。

张君劢援引穆勒（约翰·斯图尔特·密尔）的观点，认为政体需要与国民性情相匹配。他认为清末中国的国民状况无法实现民主共和，连英式虚君立宪都很难实现，只有保留适度权力的二元制君主立宪有机会推行。他推崇日本式而非德国式的二元制，因为德皇实际权力过大。

清末立宪的困境

关于清末立宪是否可行，学界存在不同观点。秦晖教授认为中国2000年秦制格局导致君主立宪在中国很难实现。张鸣教授则认为，立宪的麻烦在于清是少数民族政权，长期执行民族不平等政策。表面上汉满平等，实际上机会均等的结果相当于汉族承受约一百倍的不平等。200多年的不平等制度让满清在有识之士中丧失了推行君主立宪的合法性。

从历史角度看，清末是一个充满矛盾的时期。在宣统年间皇族内阁上台后，立宪派一个个转向支持变革，因为清廷的做法让人们看到了当时推行君主立宪的困难。

民国初期的政治参与

1910年张君劢学成回国，在清廷为留学生举办的考试中表现优异。虽然文科学位只能给70分（理科可给100分），但他每门考试都是满分，主考官破格加分让他获得优等，进入翰林院成为庶吉士（备选重要官员）。然而半年后武昌起义爆发，他返乡成为宝山县议会议长。

1912年10月张君劢参与组建民主党，党魁是汤化龙。汤化龙是武昌起义中的风云人物，联合黎元洪对起义成功起到重要作用。他进士出身后自费留学，学贯中西，民国第一届国会召开后当选众议院议长。

值得注意的是，1912年11月张君劢发表《袁政府对蒙事失败之十大罪》，列举袁世凯对沙俄在蒙古问题上软弱的十条罪状。虽然蒙古问题确实棘手，但张君劢基于民族主义立场提出尖锐批评，导致袁世凯派人监视他，他于1913年1月被迫出国赴德留学。

联邦制与省制的思考

1916年袁世凯去世后，军阀割据苗头已现。当时很多人主张实行联邦制，张东荪等人鼓吹此议。

张君劢撰文《联邦十不可论》反对联邦制。他认为联邦的前提是各州有宪法并遵循，能行使国家宪法赋予的权力，且应有自治基础，但中国都不具备。联邦国家中央的军力和税收较少，在中国将助长割据。他举例墨西哥就是画虎不成反类犬的前车之鉴。

张君劢并非提出中央集权制，而是提出了"省制"设想：中央可将部分国家行政委任于省长；省议会与省长冲突时，由中央仲裁；中央可任命三人为省参议会议员；省的举债限制极严。这是希望在允许自由发展的同时限制各省割据。他认为需要中央和地方之间相互渗透，这个观点比较新颖。

赴欧考察与社会主义思想

1918年底梁启超政治失意决定赴欧考察，第一次世界大战刚结束，巴黎和会即将召开。张君劢陪同赴欧，1919年5月1日（五四运动前三天）撰文抨击巴黎和会。这次赴欧形成了他的民主社会主义观。

上次去德国时德国还是二元制君主立宪，但这次德皇已退位，社会民主党建立了德意志共和国（魏玛共和国）。张君劢亲眼目睹社会民主党推行的左翼政策，深有认同，形成民主社会主义观。但他接受的是德式民主社会主义，而非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社会民主党虽与马克思恩格斯有关，但已经修正，形成务实的议会斗争、和平手段推行社会主义的理念。

张君劢认为土地与大生产机关（铁道、矿山、大工业）要公有，由政府、技术家、消费者组成公共团体经营，而非国家专营或私营。他认为可以通过国家法律和教育奖励公益心，人人如果都有社会主义精神就可以避免阶级斗争、避免暴力。他推崇德国社民党尊重民意、脚踏实地的道路。

从历史回顾看，欧洲福利国家确实由德国率先，通过不断试错、脚踏实地实现福利国家。张君劢当时主张虽有书生之见，但符合时代潮流。相比之下，梁启超介绍的基尔特社会主义（行会社会主义）更激进。基尔特社会主义主张各行会联合组成全国基尔特会议取代国会。张君劢认为国会和内阁权力应该缩小（小政府），但质疑职业代表组织能否真正民主。

当时两位顶流知识分子都认同社会主义，可见社会主义思想确实吸引了很多知识分子。但张君劢仍然更加稳健。值得注意的是，当时连罗素这样世界顶级哲学家都鼓吹基尔特社会主义，爱因斯坦也对社会主义情有独钟，说明智商不能代表一个人在政治选择上能做出正确判断。

对地方自治的再思考

1920-1921年张君劢主张"国会选举当采用直接选举，现实之贿买的间接选举法废止之"。他认为各省应有扩大的自治权，以中央宪法与省宪法确定制度。这很重要，涉及联邦制概念。联邦制的关键是国家宪法对地方自治的具体保障。如果宪法只是宣示性地说"各地应当实行自治"，没有具体规定哪些权力归地方，中央国会可以随意收回权力。但如果宪法明确规定某项权力归地方行使，中央除非修宪否则不能收回，这就是实质上的联邦制。

他还主张军队改成瑞士式国民军；政府对议会负责，一经不信任即去职（议会内阁制）；以全民公决的直接民主补充代议制度，基于中国条件，暂时以各省商会、农会、学会和地方议会形式实现相对的直接民主。

国是会议宪法草案

1922年全国八大团体（商会、教育会、学会、律师协会等）在上海召开国是会议。当时中国已陷入军阀混战，联省自治呼声高涨。张君劢受国是会议委托，参照美国、加拿大、瑞士、德国的联邦制宪法，草拟了联邦制（联省制）的国是会议宪法草案，明确保障一些权力归各省行使。

这时有人质疑：1916年他说"联邦十不可"，为什么1922年又制定联邦制宪法草案？张君劢专门写了《国宪议》一书解释。在自序中他说明，他的观点并没有改变，只是表达方式改变了。

他强调必须省民能自己掌握省权，有判断能力和常识，能选出贤者为代表，乡镇有自治基础，才能实行联邦制。这些条件在1922年仍不具备。1916年到1922年，中国变化只是军阀割据加深、劣化。

他说虽然6年前认为条件不具备，但现在情况不同：中央政府已完全失信于国人，公信力荡然无存。国际潮流又是联邦潮流，各省省内政治比中央政治更容易运作。因此没有别的选择，只能从省开始建设。但他强调："军阀如不去，就没有真联邦；督军不废，各地不裁军，就没有联邦；国民不教育，投票不按选民册进行，也就没有联邦。"

他特别说明："我之所谓联邦，其基础尚待于创造，并非以目前割据局势为联邦。"他所提倡的联邦制是将来要建设的联邦，而不是承认军阀割据就是联邦。

1923年宪法与地方制度

1923年，争执多年的地方制度问题，几乎全部照搬了张君劢国是会议宪法草案的联邦制内容。

1913年第一届国会在天坛制宪时，在取得中央采行议会内阁制共识后，在地方制度问题上产生严重冲突，导致天坛宪草制定工作陷于停顿。1923年，地方制度争议极大的情况下，他们没时间逐条推敲，直接采用了张君劢宪法草案的地方制度部分。张君劢主要参照加拿大制度，因为加拿大联邦成员称作"省"，制度设计的罗列授权方式更可操作。

中央制度方面，1923年宪法仍沿用1913年天坛宪法的议会内阁制，而非张君劢草案中取自德国魏玛宪法的半总统制。半总统制首先出现于芬兰和德国，其特点是总理是内阁首脑，但总统具有相当权力，因为总统有不同于总理的民意授权（直选或选举人团选举）。

张君劢对这部宪法表示基本认可，但提出要求：中央明令期限裁减军队，实行国民军制；各省制县并实行民治，而非军人统治。他仍然强调否认当时的割据状况，要求实行民治。

考察武汉的观察

1926年10月张君劢考察北伐军占领的武汉。他很早就主张以变革手段革除军阀。现在变革真的发生了，北伐军自称为民众而战，他很感兴趣。他瞒着别人去武汉考察十天。回来后说北伐军有理想，知道为谁而战，善于向民众宣传活动，得到民众合作。

北伐军虽有过分行为，但宣传鼓动能力确实很强。当然北伐军盲目扩大化打击"土豪劣绅"确实过分。

但张君劢也注意到问题：不尊重自由意志，排斥异见，把批评者一概打为反对者，不采用善意、光明和长期忍耐的态度培养民主政治的积极条件，缺乏西方政治家的包容性和理性。

张君劢分析，当时的集体领导层普遍缺少包容心，根源是缺少自信心。包容心有一个前提是自信，包括对自身能力的自信，以及对政治失败后能通过民主选举东山再起的自信。当时上层人物虽然个人智力不弱，但严重缺乏自信心，导致缺乏包容心，没有虚怀若谷的态度容纳不同意见。

张君劢提出期待：希望以缓和手段求得国民同情；宁可拓地稍迟，不可招纳腐败军人；宁可收效稍迟，不可急于求成。

宪政思想的成熟

张君劢多年来一直思考中国宪政问题。他分析宪政为何至今未能确立，归因于：帝制思想、割据一方、越轨无能、舞文弄法、治乱循环、人民愚昧。其中"越轨无能"特别值得注意——"轨"指制度，"越轨"指中国从官员到老百姓都想方设法违反制度或钻空子，"无能"指不执行、不行动。这是中国民族性的问题。

从人性角度分析：为什么中国人特别倾向于钻空子、不执行制度？因为制度不是经过自己制定的。中国制度向来自上而下强加，2000年帝制都是皇权强加的制度，造成了中国民族性中对制度阳奉阴违、消极执行的特点。但来自民间的乡规民约、自发形成的规则，反而执行得很好。所以中国人骨子里反对的只是强加的制度。民主之下，中国人对自己参与制定的制度会认真执行。

张君劢提出补救办法：调查机制（国家做各种普查）、公开透明、尊重制度，以及他多年强调的加强国民教育。他特别强调"人权为宪政之基本"——宪政就是为了限制政府权力、保障人民权利。他还强调"宪法不足以自行"，对人民说"你们对自己的权利有警觉性，自然就有宪政"，这是谆谆教诲。

学术贡献与历史地位

张君劢一生致力于中国宪政制度的研究与实践。他的思想既有理想主义色彩，又注重中国现实国情。他主张的议会制、地方自治、人权保障等理念，都体现了对西方民主制度的借鉴和对中国实际情况的考量。

作为一个学者型政治家，张君劢在动荡的时代中始终坚持理性、温和的立场。他反对暴力，主张通过和平、渐进的方式实现政治变革。他的宪政思想深受德国魏玛宪法和英美宪政传统的影响，同时又努力结合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

张君劢的政治实践虽然屡遭挫折，但他的理论贡献不容忽视。他对联邦制与单一制、议会制与总统制、中央集权与地方自治等问题的深入思考，为中国宪政理论研究留下了宝贵的思想遗产。

他特别强调国民教育和人权保障在宪政建设中的重要性，认为宪政不仅仅是制度设计，更需要国民素质的提升和权利意识的觉醒。这种观点在今天看来仍有其深刻的现实意义。

张君劢的一生，是中国知识分子在民族危亡时刻探索救国道路的缩影。他既有书生的理想主义，又有政治家的现实考量；既坚持原则，又善于妥协；既批判时弊，又提出建设性方案。他的思想和实践，为我们理解20世纪中国政治变革提供了一个独特而重要的视角。

作为宪政思想家，张君劢的贡献主要体现在：第一，他系统地引介了西方宪政理论，特别是德国魏玛宪法的先进理念；第二，他结合中国国情，提出了具有操作性的宪法设计方案；第三，他始终强调人权保障和民主教育的重要性；第四，他对地方自治问题进行了深入思考，提出了既防止中央集权又避免地方割据的"省制"构想。

张君劢的宪政思想和政治实践，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篇章。他的理想虽然在动荡的时代中未能完全实现，但他的思想探索和理论贡献，为后人研究中国宪政问题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他的一生，诠释了中国知识分子"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的使命担当。

延伸阅读Further reading

夹缝中的鸡蛋：民盟群星的理想与分叉

2026-01-31

一、从保路运动说起

1911年5月，清政府宣布"铁路干线国有"政策，将民办的川汉铁路收归国有，与列强银行团签订借款合同。

川汉铁路的股本主要来自"租股"——由田赋附加征收，全川百姓都是名义上的股东。清政府此举激起四川人民强烈反对。

6月17日，成都各团体两千余人成立"四川保路同志会"，喊出"路存与存，路亡与亡"的口号。会员迅速扩展至数十万。

站在这场运动最前列的，是后来民盟的创始人、第一任主席——张澜。

9月7日，四川总督赵尔丰将张澜等人诱捕。在督署花厅，赵尔丰命人在张澜颈上架着马刀，胸前抵着洋枪，威胁其投降。张澜神色不变，大声喝斥。赵尔丰气得拍案吼叫："张澜太横强！"随即下令开枪镇压请愿群众。

这场血腥镇压反而激起更大规模的起义，成为辛亥革命的导火索。孙中山后来评价："若没有四川保路同志会的起义，武昌革命或者要迟一年半载的。"

二、特园里的"三党三派"

1941年，抗战最艰苦的时刻。

事情的起因是1940年12月，国民政府公布新一届参政员名单，竟把章伯钧等原有的党外人士排除在外。

第二天清晨，梁漱溟看到报纸，气闷之余出门散步，走到张君劢家。黄炎培、左舜生两位也先后来到。四人聚谈，同声致慨。

黄炎培站起来说："我们不该妄自菲薄，而应当自觉地负起大局责任来才对。"

张君劢提议：必须另行组织一个新团体，秘密进行，在香港建立言论机关，然后以独立姿态出现。大家一致赞成。

1941年3月19日，在重庆上清寺一座名为"特园"的宅院里，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秘密成立。

这是一场中国近代史上罕见的跨界联合，史称**"三党三派"**：

三党：中国青年党、国家社会党、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后来的农工党）

三派：中华职业教育社（黄炎培）、乡村建设派（梁漱溟）、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沈钧儒）

这群人里有哲学家、教育家、法律专家和实业家。政见不同，性格各异，但达成一个默契：为了抗日，为了民主，必须联合。

1944年，组织改名为中国民主同盟。

三、群星闪耀

张澜：布衣领袖

张澜（1872-1955），字表方，四川南充人，清末秀才。

1903年留学日本，因发表慈禧应归政光绪帝的言论，被清朝驻日公使遣送归国。1911年领导保路运动，被捕入狱。辛亥革命后历任川北宣慰使、四川省省长。

任省长期间，他资助四川青年赴法勤工俭学，其中包括后来的陈毅元帅。

九一八事变后，张澜积极推动抗日救亡运动。入盟时已近70岁的张澜被推举为主席。他总是一身布衣，银髯飘飘，人称"布衣领袖"。

黄炎培：窑洞对

黄炎培（1878-1965），字任之，江苏川沙人，清末举人。

1901年入南洋公学，师从蔡元培。1917年创办中华职业教育社，提出"使无业者有业，使有业者乐业"的宗旨，被誉为"中国职业教育之父"。

1945年7月，黄炎培等六位国民参政员访问延安。在杨家岭的窑洞里，他与毛泽东有一段著名的对话：

黄炎培说："我生六十余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见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

毛泽东答道："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这就是著名的**"窑洞对"**。

马叙伦：从五四到下关

马叙伦（1885-1970），字彝初，浙江杭州人。

1919年五四运动中，马叙伦被推选为北京大学教职员会书记和北京中等以上学校教职员联合会主席。他奋笔疾书，起草对外宣言和抗议书，还机智营救了陈独秀——得知当局要逮捕陈独秀的消息后，他立即通过电话通知陈连夜出逃。

1926年三一八惨案后，他因痛斥段祺瑞而遭通缉，被迫逃回浙江。

抗战期间，马叙伦困守"孤岛"上海，拒绝与日伪合作，闭门著书。学生陈公博派人送来钱粮，请他出山任职，他一概拒绝。

1945年底，马叙伦与王绍鏊、许广平等发起成立中国民主促进会。

1946年6月23日，以马叙伦为团长的和平请愿团赴南京呼吁停止内战。当火车抵达下关车站时，埋伏的国民党特务暴徒蜂拥而上，对代表们拳打脚踢。马叙伦被打成重伤。

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等当夜赶到医院探望。毛泽东、朱德从延安发电报慰问。

马叙伦对探望者说了一句话："中国的希望只能寄托在你们身上。"

张君劢：宪法之父的困境

张君劢（1887-1969），名嘉森，江苏宝山人（今属上海），早年留学日本和德国。

1923年，他在清华大学的"人生观"演讲引发著名的"科玄论战"，与胡适、丁文江等展开激烈辩论。

1932年，张君劢与张东荪等人秘密组织中国国家社会党，主张"修正的民主政治"和"国家社会主义"。1929年他曾被国民党当局绑架近一个月，因反对一党专政而获罪。

1941年，张君劢参与创建民盟，任中央常委。1946年，他起草了《中华民国宪法》，被称为"宪法之父"。

然而，1946年11月，在蒋介石的劝诱下，他率领其民社党（由国社党改组而来）参加了国民党一手包办的制宪国民大会。民盟随即开除民社党。

一时间，各界讽刺他为"张君卖"。

他61岁生日时，周恩来曾送他一块"民主之寿"的寿匾。他起草的宪法确有可取之处，但他对国民党"宪政"的幻想，让他与昔日战友分道扬镳。

1949年后他去了美国，既不去台湾也不回大陆。晚年生活清苦，保持着独立知识分子的姿态。1969年病逝于旧金山一家养老院，享年82岁。

左舜生：少年中国的分叉

左舜生（1893-1969），字舜生，湖南长沙人。

1919年，一群热血青年在北京成立了少年中国学会。这个学会的成员名单令人惊叹：李大钊、毛泽东、张闻天、恽代英、邓中夏、曾琦、左舜生……

他们怀着同样的救国热情聚在一起，却在"中国该往何处去"的问题上产生了分歧。1922年的杭州年会上，邓中夏等人主张学会确定社会主义方向；左舜生、余家菊等坚决反对。

分裂已不可避免。邓中夏、毛泽东、恽代英等人走向共产主义；左舜生、曾琦等人则于1923年创建中国青年党，信奉国家主义。

同一个学会的同学，从此走上了截然不同的道路。

1941年，左舜生代表青年党参与创建民盟，任首任秘书长。1945年7月，他随黄炎培访问延安，与当年少年中国学会的老同学毛泽东重逢。

1946年，青年党决定参加国民党召开的制宪国民大会，被民盟开除。左舜生出任国民政府农林部长。

1949年，他离开大陆赴香港。傅斯年送来台湾大学的聘书，他没有接受。在香港，这位曾经的部长、青年党领袖，以教书、写稿为生，兼开一家小杂货店。友人去店中拜访，见他亲自管进货、看店面，感叹道："以青年党的领袖，退职的部长，而竟不能不藉此谋生。"

1969年，左舜生病逝于台湾，终年76岁。

他留下一句话："千夫之诺诺，不如一士之谔谔。"——这是他入青年党时给自己取的党号"谔公"的由来。

史良：女中豪杰

史良（1900-1985），字存初，江苏常州人。

1927年从上海法科大学毕业后，史良成为名震上海的女律师。她在办公桌上摆着一支银盾，刻着**"人权保障"**四字。穷苦百姓来求助，她分文不取；营救革命志士，她义无反顾——邓中夏、任白戈、向元姑等共产党员都曾经她营救出狱。

1936年11月，她与沈钧儒等人同时被捕，成为"七君子"中唯一的女性。

在狱中，史良把法庭当讲坛，把法律当武器。检察官指控她"危害民国"，她据理力争，驳得对方瞠目结舌。毛泽东听闻她在狱中的表现后，称她为**"女中豪杰"**。

抗战期间，她担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1942年加入民盟。

1945年重庆谈判时，史良见到毛泽东，直言提醒："蒋介石这个人不可靠，在谈判中不能上他的当。"毛泽东答道："谢谢史良的提醒，请朋友们放心，我们早有准备。"

1946年李公朴、闻一多遇害后，史良悲痛写下《哭公朴》："公朴！你没有死，不会死，永远不会死。他们只能杀死你的躯壳，没有办法消灭你的精神！"

1949年后，史良任新中国首任司法部部长，主持制定《婚姻法》——这是新中国的第一部大法。

梁漱溟：最后的儒家

梁漱溟（1893-1988），原名焕鼎，祖籍广西桂林，生于北京。

1917年，24岁的他应蔡元培之聘，任北京大学印度哲学讲席——没有大学文凭，却站上了中国最高学府的讲台。

1931年起，梁漱溟在山东邹平开展乡村建设实验，一干就是七年。他概括自己的工作为八个字："团体组织，科学技术"。到1936年底，邹平全县合作社达307家。

1938年他访问延安，与毛泽东谈话八次，其中两次通宵达旦。

他晚年常被问起那句话："这个世界会好吗？"

1988年6月23日在北京逝世，享年95岁。

沈钧儒：七君子之首

沈钧儒（1875-1963），字秉甫，浙江嘉兴人，清末进士。

1936年11月23日凌晨，沈钧儒与邹韬奋、章乃器、李公朴、沙千里、史良、王造时因积极宣传抗日同时被捕，史称**"七君子事件"**。

法庭上，审判长问："你们和共产党有什么关系？"

沈钧儒答："共产党吃饭，我们也吃饭，难道共产党抗日我们就不抗日吗？"

狱中，他坚决不写悔过书，坚持"爱国无罪"。此事引起国内外广泛关注，爱因斯坦、杜威等国际知名人士纷纷声援。

1937年七七事变后获释。沈钧儒表示："不变初旨，誓为国家民族解放而斗争。"

楚图南：闻一多追悼会的主持人

楚图南（1899-1994），字方鹏，云南文山人。

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0年因涉嫌吉林学潮被捕入狱四年。出狱后改名"楚曾"，在上海暨南大学任教。

抗战爆发后，他辗转到昆明，任云南大学文史系教授。1943年加入民盟，成为云南民盟的核心领导人之一。

在昆明，楚图南与闻一多、吴晗等人组织了"西南学术研究会"，经常一起讨论时事、评论时政、学习马克思主义。闻一多为云南省主席龙云之子龙绳祖举行入盟宣誓仪式时，楚图南就是三位监誓人之一。

1946年7月，李公朴、闻一多相继遇害后，楚图南主持了追悼及抗议活动。

1946年8月他转赴上海，因民盟被禁又流亡香港。1949年10月1日，他登上天安门城楼参加开国大典。

新中国成立后，楚图南长期从事外事和文化工作，担任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会长。1986年当选民盟中央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1994年逝世，享年95岁。

费孝通：江村的守望者

费孝通（1910-2005），字彝江，江苏吴江人。

1935年，费孝通与新婚妻子王同惠赴广西大瑶山调查。途中他误入猎虎陷阱身受重伤，妻子下山求救时失足遇难。这场悲剧改变了他的一生。

1936年，在家乡养伤期间，他对姐姐费达生工作的开弦弓村进行调查。这份田野笔记后来成为他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博士论文——《江村经济》。

导师马林诺夫斯基在序言中评价：这部著作将被认为是人类学实地调查和理论发展工作中的一个里程碑。

1945年，费孝通加入民盟，投身爱国民主运动。 1946年李公朴、闻一多遇害后，他和其他民盟成员一道进行抗议。

1957年，他第二次访问江村，调查成果连载尚未完成，就被划为右派。二十二年的沉默之后，1981年他第三次访问江村，重新获得学术生命。

此后，费孝通"行行重行行"，足迹遍及中国城乡，提出小城镇研究、乡镇企业发展等一系列建议。

晚年他常说十六个字："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

2005年逝世，享年95岁。他一生26次访问江村——那是他学术思想的起点，也是他终生的牵挂。

章伯钧：从南昌起义到农工党

章伯钧（1895-1969），字砺夫，安徽桐城人。

1922年赴德国柏林大学攻读哲学，与朱德同船赴欧。1923年在德国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回国参加北伐。

1927年8月参加南昌起义，任起义军总指挥部政治部副主任。

起义失败后，他追随邓演达创建"第三党"。1941年参与创建民盟。1947年将其所在党派改组为中国农工民主党，任主席。

1949年后历任交通部部长、全国政协副主席。

罗隆基：清华才子

罗隆基（1896-1965），字努生，江西安福人。

1913年以江西省总分第一考入清华。1921年公费留美，先后就读于哥伦比亚大学、伦敦政治经济学院，获博士学位。

1932年任天津《益世报》主笔，一天一篇社论批评政府的对日方针。1933年秋险遭特务暗杀，四名特务持枪拦截他的汽车，他及时卧倒才躲过一劫。

抗战期间参与创建民盟，介绍闻一多、李公朴等加入。

张东荪：北平和平解放的见证者

张东荪（1886-1973），原名万田，浙江杭州人，著名哲学家。

1948年底，傅作义与解放军就北平和平解放问题谈判陷入僵局。张东荪作为双方都能认可的代表，参与斡旋。

1949年1月，他与傅作义代表抵达蓟县八里庄会谈。《会谈纪要》签署时，张东荪说："我是民盟成员，代表不了傅作义将军，只能在你们双方之间充当调解人和见证人。"

北平和平解放后，毛泽东说："北平和平解放，张先生第一功。"

四、血染的道路

1946年7月11日，民盟中央执委李公朴在昆明遇害。

7月15日，闻一多在李公朴追悼会上发表著名的《最后一次演讲》：

"今天，这里有没有特务？你站出来！是好汉的站出来！你出来讲！凭什么要杀死李先生？"

当天下午，闻一多在返家途中被特务暗杀。

两位民盟志士的牺牲，震惊全国。

1947年10月，国民党政府宣布民盟为"非法团体"。张澜被软禁于上海虹桥疗养院，国民党计划将其秘密处决，后经中共地下党营救脱险。

1948年初，沈钧儒等人在香港恢复民盟总部，宣布与中国共产党合作。

五、不同的终局

张澜：1949年当选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1955年2月9日在北京病逝，享年83岁。

黄炎培：历任政务院副总理兼轻工业部部长、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1965年12月21日在北京逝世，享年87岁。

马叙伦：任新中国首任教育部部长、高等教育部部长，民进中央主席，民盟中央副主席。1970年5月4日病逝。

沈钧儒：担任首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1963年6月11日在北京病逝，享年88岁。

史良：任首任司法部部长、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民盟中央主席。1985年9月6日逝世，享年85岁。

楚图南：任民盟中央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1994年4月11日逝世，享年95岁。

费孝通：任民盟中央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2005年4月24日逝世，享年95岁。

梁漱溟：1953年因农村问题与高层发生争论。此后多年在缄默中治学。1974年批林批孔运动中被问及感想，他答："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1988年逝世，享年95岁。

左舜生：1949年赴港，后移居台湾。晚年在香港教书、开杂货店为生。1969年病逝于台湾，享年76岁。

张君劢：1949年去美国，晚年保持独立知识分子身份。1969年病逝于旧金山，享年82岁。

章伯钧、罗隆基：1957年被划为右派。章伯钧1969年病逝，罗隆基1965年病逝。

张东荪：1950年后被开除民盟。1973年病逝。

李公朴、闻一多：1946年在昆明遇害。

六、尾声

他们是一群夹缝中的鸡蛋。

他们试图用笔和书，在两座对撞的政治高墙之间撑开一道缝隙。有人被碾碎，有人幸存，有人走向了不同的方向。

1919年，少年中国学会的年轻人们怀着同样的救国理想聚在一起。谁能想到，三十年后，他们会站在历史的不同岸边？

左舜生在香港开杂货店时，不知是否会想起当年与毛泽东、李大钊在少年中国学会讨论"中国该往何处去"的日子。

张君劢在旧金山养老院里辞世时，不知是否会想起周恩来送他的那块"民主之寿"的寿匾。

费孝通晚年说起江村，眼里总有光。那是他第一次真正"看见"中国农村的地方，也是他一生学术的起点。二十二年的沉默之后，他用余生补写那篇未完的文章。

梁漱溟的父亲梁济在投湖自尽前，问了儿子一个问题："这个世界会好吗？"

梁漱溟答："我相信世界是一天一天往好里去的。"

梁济说："能好就好啊。"

三天后，他投净业湖自尽。

这个问题，梁漱溟想了一辈子。

主要人物简表

人物 生卒年 主要身份 结局

张澜 1872-1955 民盟首任主席 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病逝

黄炎培 1878-1965 职业教育之父 政务院副总理，病逝

马叙伦 1885-1970 民进创始人 教育部部长，病逝

沈钧儒 1875-1963 七君子之首 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病逝

史良 1900-1985 七君子之一 司法部部长，病逝

梁漱溟 1893-1988 新儒学先驱 全国政协常委，病逝

楚图南 1899-1994 云南民盟领导人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病逝

费孝通 1910-2005 社会学家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病逝

左舜生 1893-1969 青年党领袖 赴港台，病逝台湾

张君劢 1887-1969 宪法之父 赴美，病逝旧金山

章伯钧 1895-1969 农工党创始人 被划为右派，病逝

罗隆基 1896-1965 留英博士 被划为右派，病逝

张东荪 1886-1973 哲学家 北平和平解放斡旋者，病逝

李公朴 1900-1946 民盟中央执委 昆明遇害

闻一多 1899-1946 诗人、学者 昆明遇难

本文史料参考：中国民主同盟官方资料、人民网、《近三十年见闻杂记》（左舜生著）、《江村经济》（费孝通著）、各地方志。